1948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指挥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共十万人困守长春七个月。六十军起义后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并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立下大功，原本的国民党军“六十熊”变成了解放军主力军，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却因为走错了两步棋，不但没当上起义将领，还在台湾坐了二十五年牢。
曾泽生的战绩，了解上个世纪三四五十年代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咱们今天重点来聊新七军军长李鸿——在相关将领的回忆文章中，李鸿的名字多次出现，大家对李鸿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李鸿和郑洞国、等抗日名将都渊源颇深，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郑洞国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是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后升任该军军长），李鸿是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团长（后升任该师师长）。
在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中，黄埔一期的郑洞国无疑是一把手，而黄埔五期的新七军军长李鸿则是郑洞国的嫡系，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的则属于滇军系列，虽然他当过黄埔三期区队长，但毕竟不是黄埔学生，跟老蒋的关系差了一层。
同样是困守长春，新七军和六十军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曾泽生认为自己起义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李鸿的新七军：“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辽沈战役》）”
曾泽生六十军的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都赞成起义，他们三位也曾想过动员郑洞国和李鸿一同起义，曾泽生还对李鸿进行了试探，李鸿表现出的是悲观和绝望：“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郑洞国也发现了李鸿的消极：“我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
郑洞国当然不敢留在新七军军部过夜，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能必须与李鸿一同起义或投诚。
李鸿并没有亲自出面劝郑洞国放下武器，出面的是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龙国钧明确告诉郑洞国：“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拒绝了龙国钧的建议，但还是享受了投诚人员的待遇，跟李鸿、史说、龙国钧一样，都没有进战犯管理所——郑洞国是最后放下武器的，算投诚人员并不为过，而李鸿没有像曾泽生一样成为起义将领，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遗憾。
据曾泽生回忆，他在起义之前，还专门驱车来到新七军军部，准备再劝一劝李鸿，但李鸿当时确实病得很厉害，没有看出曾泽生“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欲言又止大有深意。
也许李鸿已经看出了曾泽生最后是要拉自己一把，但他就像应付郑洞国一样，八分病装作十分，好像已经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这就是他走错的第一步棋：全军数万官兵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即使有病，也要明确表明态度，他只要喊一声“曾军长”，并表露出一点点起义的想法，曾泽生是一定要开诚布公相劝，那时候他顺水推舟，自然也就成了起义将领，曾泽生当了解放军五十军军长，兵力武器更强的李鸿，待遇肯定也不会差，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继续当军长。
李鸿的犹豫不决，错失了起义的机会，他的副军长史说回忆：“第六十军派了一个师新闻处长和另一人带了一封信到我家，要新七军一致行动。我去李鸿家，与李商议，派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到第六十军军部去探询，回来后又商议了一阵，没有结果。”
据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李鸿当时确实病得很严重，让他率领新七军起义，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带领数万人起义可不是一件小事，一个照顾不到，就可能引起一部分部队哗变：“史说最后和我商量，认为军心已涣散，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事，徒然将全军引入死路。若要学第六十军起义，但李鸿病重，我们的号召力又不够，只有由郑洞国领导，我们协助响应，才有可能。否则，难免引起内部残杀，招致全长春市的毁灭。”
李鸿因病不能登高一呼，郑洞国又不赞成起义，还痛骂了龙国钧一顿：“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没有亏待你们。你们今日为什么卖我求荣呢？”
因为没有人带头，新七军的起义就拖延了下来，拖延的结果，就是变成了放下武器投诚，而起义和投诚，可是待遇有极大差别的两个概念。
不管李鸿是真病得不能视事，还是有些徘徊犹豫，他都错过了当起义将领的机会，但万幸他在最后时刻决定投诚，也就没有像范汉杰、廖耀湘那样成为战俘、战犯。
郑洞国在上海治好旧病后进入北京，当了水利部参事，后来还当了国防委员会委员，而李鸿又一次走错了棋——他听从孙立人的召唤，于1950年5月，经香港前往台湾，然后就被逮捕，直到1975年才获释。
李鸿之子、1950年10月20日在保密局监狱里出生的李定安在《蒙冤二十五载的远征将军：我的父亲李鸿》中回忆：“解放军主力开入长春，当时父亲由担架抬着和救护车护送着，被送到了哈尔滨，解放军方面派了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为他治病，长春被围时，城里面没有抗生素那一类药，如果不是解放军相救，父亲的一条命就没有了。”
李鸿还是对老蒋有些愚忠和轻信，据李定安回忆，李鸿治病期间，好几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去看望过他，想说服其为痊愈后出来工作，在军队或地方都行，最好是像曾泽生一样，但李鸿表示自己想回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李鸿痊愈后的行动完全是自由的，他1949年5月回湖南途中路经北京，有关方面领导也接见了他，但他并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还没有起义的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是在8月），在解放军进入长沙之前，他又带着长子李定一回了老家湘阴县。
就是在老家休养期间，李鸿不知从什么渠道收到了孙立人的邀请信，于1950年2月3日化装成商人带着夫人、岳母去了香港，当时寓居香港的卫立煌奉劝李鸿不要去台湾，但李鸿心意已决，结果去了台湾受老蒋接见后不到一周，就被抓了起来——本来孙立人带着李鸿面见老蒋的时候，老蒋是许诺让他当新成立的成功军军长，或者是陆军军校校长的，但老蒋变脸如翻书，李鸿既没当上军长也没当成校长，直接成了饱尝酷刑的阶下囚。
李定安回忆：“最初被捕的是四个人，后来增加到八人、十六人，都是孙立人在新三十八师和新一军的将校级军官，可知立案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对付孙立人。保密局指控他们是共产党派遣来台湾、策反孙立人的间谍。在保密局，他们4人被隔离审问，受到残酷的刑罚，包括坐老虎凳、用针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亲坐‘老虎凳’后，双脚几乎废掉。”
李鸿受尽酷刑，最后也没有承认自己是来“策反”孙立人，这也让孙立人逃过了一劫，李鸿则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一次是1966年，军法局方以“弃守长春”为罪名起诉，判处李鸿无期徒刑；第二次是1971年5月，李鸿等四人又以“将军队交共军整编、策反孙立人叛乱的罪名再次判处无期徒刑。
1975年老蒋挂掉后，李鸿被“减刑”为十五年，但那时候李鸿已经坐了二十五年牢，早已是“超期服刑”，“法院”只好再发一纸裁定书，于1975年7月14日将李鸿释放。
1988年8月15日，李鸿去世，在李鸿的葬礼上，有人挂上了这样的两副挽联：“统帅有权丢大陆，自可复职；将军无力保孤城，当然坐牢。”“谁敢讲，统帅无能，整个江山丢弃尽；人皆说，将军有罪，剩余生命未拼光。”
那两副挽联是什么意思，读者诸君都能看明白，李鸿九泉之下值得欣慰的，是1988年10月，他的骨灰由夫人护送到香港，再由在大陆的长子定一、次子定国迎回长沙并安葬在烈士公墓。
李鸿的一生充满坎坷，他在长春放下武器后并没有被当做战俘和战犯对待，却在老蒋的监狱里关了二十五年，他没能及早起义是一个遗憾，去台湾是不是一步错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见解，那么在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来，李鸿没能成为起义将领、在台湾身陷囹圄二十五年，真实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在电视剧《大决战》中没有看到李鸿，却看到了龙国钧，这又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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